在後雨傘的幾種趨勢交錯之下,香港社會出現了港獨議題的冒起及政府對其作出的大力打壓、抗爭運動力量減弱、民意持續兩極化,以及社會動員與反動員之間的對立的激化。

本書名為《社運年代》,談的不限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但出版緣起和各篇章的分析焦點始終以傘運為主,所以筆者在這裏也不妨從傘運的背景談起。

傘運的背景

社會轉變有時候可以是一個漫長漸進的過程,有時候可以由一些重大事件帶動。一些社會學者提出過「關鍵事件」(critical event)的概念,指出重大的社會事件可以改變政治人物以至市民大眾對社會現實的認知,從而改變他們的行動策略和互動,使社會朝着新的方向發展。筆者在過往的研究中,曾將2003年七一大遊行視為香港政權移交後的一次關鍵事件。它一方面使中央政府改變治港方略,對香港社會和政治有更大程度和更全面的介入。另一方面,七一大遊行成功逼使特區政府讓步,使香港人對集體行動的力量有了更正面的評價,也使更多人關注和投身到社會運動之中。

社會運動研究中也有一個叫做「抗爭循環」(protest cycle)的概念。一個典型的抗爭循環,始於一次大型的社會抗爭,積聚並引爆了強大的社會力量,這些力量可能會沉澱成新的社會組織和團體,甚至帶出新的社運議題,於是社會運動在一段時間中壯大。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兩三年間,香港出現了新的政黨(公民黨和社民連)、新的社會運動議題(如保育和城市規劃民主化),還有香港第一波主要以網絡電台形式出現的網絡另類媒體,更多不同類型的組織選擇通過集體行動來表達意見,集體行動觸及的議題亦更多樣化。

可是,這種發展對社會運動來說也可以是一把雙面刃,因為它也使社會運動和大型集體行動變成一種越來越可以預測的東西,社會以至政權都開始對社運和集體行動習以為常。一些大型集體行動變得儀式化。雖然我們不必完全認同「行禮如儀」的批評,但儀式化抗爭的確難以對抗爭對象構成巨大的、即時性的壓力。在這情景中,部分社運組織為求重拾抗爭行動的震撼力,開始採取比過往激進的行動手段和設立更激進的目標,其實是可以預期的現象。

這裏所說的「激進」並不含價值判斷,只是指一些行動手段客觀上跟社會主流價值觀距離更遠,以及行動目標在更基本的層次上挑戰現有的權力架構。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也就是這激進化過程的一部分。當然,香港的政治文化從來都有很保守的一面,香港人對所謂「法律與秩序」有近乎盲目的信仰,三位佔中發起人由始至終均強調和平非暴力,佔領行動的提出和討論,可以說是溫和民主力量在面對着社會政治形勢轉變時,作出的一種「自我設限的激進化」 (radicalization with self-restraint)。

偶然發生的條件,與香港發展的關鍵

以上是筆者對雨傘運動的背景分析。當然,我們可以對傘運的歷史脈絡有多種不同的理解和敍述,本文集中馬嶽、羅永生和葉健民的文章,在這一點上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視角。然而,筆者想用以上的背景分析指出兩點:

第一,從講究高度紀律的佔領中環行動演變成非中心化和遍地開花的雨傘運動,其中固然涉及很多偶然的因素,以及運動參與者在9月28日當天晚上的即興應變(improvisation)。但從另一角度看,放到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社會運動的發展中看,一場大型民主抗爭運動在2014年左右的這個歷史關節點中發生,就算不能說成必然,至少都是有跡可尋的。縱然是偶然的事件,也有它發生的條件。

第二和更重要的,是傘運應該會成為香港社會發展中另一次關鍵事件。雖然現在距離傘運完結只是三年左右,我們不容易對其影響作全面歸納,但有幾點是非常明顯的。首先,像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一樣,傘運也帶來新的公民社會組織以及政治團體,其中一些「政治素人」更在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和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中有非常不俗的表現。第二,傘運未能爭取到特區和中央政府在普選行政長官問題上作較重要的讓步,一方面令社會上濔漫着一種無力感,另一方面也令社會運動激進化的趨勢延續下去,同時社會運動內部呈現更明顯的碎片化狀態,民主運動的議程也出現了微妙的變化。第三,觀察到傘運的過程和結果,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似乎確認了一種應對抗爭運動以至社會上反對聲音的強硬路線,政府沒有嘗試建立新方法以吸納通過社會運動發出的聲音,反而是通過司法制度和親政府的反動員,對抗爭行動進行更大力的打壓。幾種趨勢交錯之下,後雨傘香港社會出現了港獨議題的冒起及政府對其作出的大力打壓、抗爭運動力量減弱、民意持續兩極化,以及社會動員與反動員之間的對立的激化。

為何要研究社會運動?

傘運的影響和香港未來的發展,有待進一步觀察和分析。然而若傘運是香港社會發展的一次關鍵事件的話,那麼我們對這場運動本身以及其所處身的「社運年代」,自然需要有更多和更深入的理解。 其中,傘運持續了79天,幾個佔領區發生過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情,佔領運動參與者在佔領區內作出了各種不同的實踐和試驗。事情的重要性、持續性,及其內部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使傘運成為了香港學術界一時之間共同研究探索的對象。同時,由於世界各地在之前幾年均發生過相近的大規模社會運動,所以不少海外學者也對傘運非常關注。

為什麼要對雨傘運動以至各種社會運動進行學術研究?純粹從學術的立場看,希望了解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本身就是一個充分的研究動機。無論我們對社會運動的立場是支持、反對抑或中立,我們都會希望搞清楚事件的前因後果和來龍去脈。進一步說,了解社會運動,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解答各種關於香港社會的重要問題,包括政治文化和參與的變化、公民社會的發展以及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社會抗爭和身份認同之間的關係、媒體如何塑造公共傳播和社會行動之間的關係等。

在西方的社會運動研究領域中,不少研究者都是社會運動的支持者和參與者,甚至曾經是組織者。在香港,情況也是類近的。不過,這只是說研究者往往傾向確認社會運動本身是一種帶動社會轉變和進步的力量,那不代表研究者一定支持所有社會運動或抗爭行動,更不代表研究者會為求對一場運動表示支持而扭曲研究方法和結果。無論如何,筆者相信,嚴謹的學術研究可以抵抗一些社會和政治力量對社會運動的抹黑,可以消除人們對社會運動的誤解。當然,有時研究可能會展現一些關於一場運動的「不方便的真相」,甚至對一場運動的某些方面提出質疑,但無論是什麼樣的研究結果,只要是經得起學術考驗的,對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以至社會各方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發表有關社會運動的學術研究成果,也是參與書寫社會運動的方式之一。以傘運為例,運動一結束,市面很快就出現了一波跟運動相關的、較為新聞紀錄式的書籍,學術研究出版則通常需更長時間;但從2015年底起,發表於各種國際學術期刊的關於傘運的文章,其實也已多不勝數。然而,無論是因為學者的工作習慣也好,當今學術界的遊戲規則也好,以學術研究為基礎但面向公眾的中文寫作,並不多見。

筆者因為雨傘運動中的一些機緣認識本書的兩位編者。鄭煒和袁瑋熙是非常出色的青年學者,近兩年發表的關乎傘運的學術文章,已近乎是其他研究者必讀之作。難得的是兩位學者亦對學術研究的公共性非常關注。本書結集了多位學者的研究和思考結晶,其中包括馬嶽、谷淑美、李詠怡、葉健民等知名學者,也包括黃宇軒、王潔瑩、李祖喬、鄧鍵一等香港研究的生力軍。此書填補了英文期刊論文和二三千字的報刊評論之間的空隙,對促進香港社會有關傘運以至各種社會運動的分析和討論,必甚有幫助。

(李立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

《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

編者:鄭煒、袁瑋熙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本文是新書《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的書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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