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我從偏遠的西南陸,來到了台灣海峽的西岸,那時候,收音機是主要的樂工具,台灣的流行音樂吸引著正當青春的大學生。地利之便,校園裡也能收聽到台灣本地的中波電台,很快,我就發現,大陸一樣,每天早上七點,台灣也有各地電台的新聞類節目聯播,不過,隨著台灣解除戒嚴,走向民主,這一現像在我還在就讀期間,就迅速消失了。那時的我還不懂什麼是極權主義宣傳,但也朦朧地感覺到,聯播之類,應該是不民主的一個表象,包括大陸這邊每天廣播早上6時30分聯播的《新聞和報紙摘要》,以及更為著名的央視《新聞聯播》。

有此想法,很容易就會想到,難道春節聯歡晚會不也一樣嗎?從一開始,央視春晚就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在大多數年份,不僅各地方台必須轉播央視春晚,在同一時間段也不許播出自己製作的春節聯歡晚會。春晚的獨家,只有滿足幾個條件才能做到:國家對所有媒體的壟斷;所有媒體聽命於一個機關的指令;以及,對試圖違背壟斷的行為的排除和壓制,這些條件,大多只在極權主義國家才能具備(台灣作為一個例外,是通過所謂戒嚴體制實現的),春晚從其誕生那一天起,就和《新聞聯播》一樣,屬於極權宣傳體制的一部分。

春晚確實曾經深入人心,首次真正意義上的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始於1983年除夕,時在中共12大剛剛召開之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線得到了確立,聯承包責任制等改革措施全面推開,整個社會洋溢著一種解束縛,走向新時代的氛圍,首次採用現場直播形式的春節聯歡晚會,和當時正迅速普及的電視機相結合,獲得了巨大的反響,儘管其誕生於極權宣傳體制,但人們從中感受更多的,是各種新穎的節目形式,代表著從此前壓抑時代的解放,而現場直播和全國范圍的同步觀看,則又蘊含著某種指向未來的現代化圖景,在那個時代,央視春晚被人看成是正面的東西,離不開特定的時代背景。

不過,並不能過高評價1980年代的自由和開放,就在央視春晚首次舉辦不久,1983年7月,即展開了嚴打,也就是「依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活動」,1983年10月,針對文藝和思想領域,也出現過一次短暫的“清除精神染”運動。在整個1980年代,推行的時鄧小平的兩個基本點路線,既包含了在經濟等領域的放鬆和探索,也包含了在思想和政治領域的嚴防死守。如今,人們更多地回憶到馬季的宇宙牌香煙、姜昆的各種諷刺相聲,陳佩斯朱時茂的小品,以及劉曉慶的輕鬆主持風格等等,但這其實只是選擇性回憶的結果,央視春晚固然反映了特定的時代特色,但那隻是體制在尋路時代時對差異化的一定容忍,且嚴格限制在特定領域和特定範圍之,春晚作為極權宣傳體制的一部分,也始終擔負著體制的相關任務:對越作戰、計劃生育、嚴打……這些當年的重大政治舉措,也都編織進了當年的春晚節目,傳播進了千家萬,即使是馬季、姜昆、陳佩斯們的作品,其實也是為當局正在推行的改革路線服務的。

1989之後,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市場化全面推進,與之相伴隨的,則是消費主義的興起,央視春晚一度更主動地迎合消費主義的浪潮,也給央視帶來了天價的廣告收入,不過,正如許多人所觀察到的那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央視春晚越來越變得形式主義,追求的是一種「唯漂亮主義」的形式,營​​造的是普通同慶的盛世景象,換言之,央視春晚承擔了更多的體製文宣要求,而壓縮了主動迎合消費主義的容,這種變化,使得央視春晚越來越離年輕人的審美,也使其在網絡民意中,越來越成為段子手們吐槽的對象。

央視春晚的這種變化並不難解釋,其根本源頭依舊是鄧小平的兩個基本點路線。大陸的市場化後果之一,即是形成了以體制為邊界的二元社會,一邊是市場化生的龐大新興社會階層,以消費主義為基本追求,但也開始萌生越來越強的權利意識;一邊是原有的體制部分,包括黨政軍、教科文衛事業單位、壟斷國企、基層組織等等,儘管也有所變形,依舊保持著極權體制的基本形態,並維持著對社會的整體控制。在這種二元格局之下,總是會呈現某種先放後收的過程,當推進市場化的時候,容許差異化,鼓勵消費主義,似乎市場一元開始崛起,而隨著體制目標的達成,體制一元則捲土重來,重建對新興市場一元部分的控制,央視春晚從一度的相對豐富多彩,變成越來越刻板文宣,符合這一基本邏輯。

不過,既然已經形成了二元社會,很難有人會設想,當局會再度將二元社會改造為一元,回歸到市場化之前的狀態,但是,這種相對樂觀的想法,被2016年央視春晚呈現的面貌給打破了,如前所,在此前多年,央視春晚已經表現出了體制試圖重新控制社會的傾向,但無論如何,總能看到市場化和消費主義在的存在,哪怕是以廣告為目的,也能看到體制與市場的共存。而在許多人看來,2016年春晚所體現的,已不僅是掌握強制權力的體制一元的捲土重來,而是體現出了一種一元化的傾向,對2016年央視的漫天吐槽中,一種全面的憂慮正在蔓延。

這樣的憂慮,在某種意義上是誇張的,當局並不准備摧毀市場化的成果,所以並不會回到傳統極權體制,並不會重建公社制和單位制,也不會有所謂的文革重來,但在另一個方面,這樣的憂慮又是現實的,當局確實想要從精神上到人身上,都重新建立起體制對個體的直接控制,如果網格化維穩和即將推出的統一社會信用代碼製度是人身控制的話,文藝路線就是精神上重建控制的一部分,近年來,這種趨勢已經很明顯,一方面,體制試圖通過“七不講”和清網行動等舉措,將普世價等異己容從公共視野中加以徹底排除,一方面,在思想、教育、文藝等領域,體制則通過強制推行、灌輸、佔領的方式,將意識形態容強行入腦入心,這包括社會主義核心價,也包括愛國主義教育,當然也包括文藝路線,此次央視春晚,正是新極權文藝路線的一公開亮相,是與此前習近平文藝座談會講話對位配合的具體實踐,而不用懷疑,這也將會是以後的新常態。

這一套以社會主義核心價觀、愛國主義教育,新文藝路線為容的精神控制體系,其實已經公開推行有年,2016年春節聯歡晚會,可以看成是新極權文藝路線的公開亮相和全面登場,沒有人會懷疑,在形式上和表面上,體制有能力將異己容加以清除,並填上自己滿意的容,但是,從漫天的吐槽也可以看出,實際效果卻不會如體制所願,在某種程度上,重建體制從精神到人身的全面控制,乃是對幾十年前建政初期實踐的模仿,但是,這種新極權構想缺乏供人信從的意識形態、與建政初期相比,官僚體制更是充滿惰性,這決定了體制的作為更多地是形式化的,缺乏實際效果,而在另一方面,新興社會階層儘管缺乏組織資源,但卻具有相當的人身和經濟自由度,同時也更有創造力和文化符號能力,在價理念上也更自信和主動——想想那些吐槽的段子和文章吧,而所有這一切,其實已經預示,儘管來勢洶洶,包括新極權文藝路線在的各種嘗試,注定只是一次拙劣而又失敗的模仿,像歷史上許多人事那樣,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卻淪為鬧劇。

原文載於牆外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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